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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单特异性抗体(monospecific antibody)是针对单一抗原表位、由单一细胞克隆制备的高度均一的抗体(简称:单抗)。自1975年K?hler与Milstein建立杂交瘤技术以来[1],治疗性单抗经历了鼠源、人源化到全人源的演进,并于1986年诞生了首个获批的治疗性单抗。经过近40年的发展,单抗已成为生物药中体量最大、技术最成熟的类别之一,广泛用于肿瘤、自身免疫病及感染性疾病等领域。
但单抗有一个先天局限:一个分子只识别一个靶点(或表位)。而肿瘤和免疫疾病的信号网络从来不是"单车道",仅阻断单一靶点往往不足以扭转复杂的疾病进程。
双特异性抗体(bispecific antibody, BsAb,简称:双抗)正是为突破这一局限而生:它通过基因工程手段构建,能够同时特异性识别并结合两个不同的抗原表位。这一概念可追溯至20世纪60年代Nisonoff等对双特异性抗体片段的重组探索[2]。2009年,Catumaxomab(EpCAM×CD3)在欧盟获批,成为全球首个上市的双抗;2014年,Blinatumomab(CD19×CD3)获美国FDA批准;2017 年,Emicizumab(FIXa×FX)获批用于A型血友病,标志着双抗从肿瘤领域拓展至非肿瘤领域[3]。截至 2026年,全球已有20余款双抗获批上市,另有数百个双抗项目处于临床开发阶段;在国内,康方生物自主研发的Cadonilimab(PD-1×CTLA-4)于 2022 年 6 月获批,成为首个上市的国产双抗,2024年5月Ivonescimab(PD-1×VEGF)获批上市,进一步推动了双抗研发热潮。
用一个分子同时结合两个靶点,带来的是单抗(甚至单抗联合疗法)难以复制的六大优势[3]:
① 一个分子,同步阻断两条通路。 PD-1×VEGF、PD-1×CTLA-4 这类组合,单抗需要两药联用;双抗一次给药即可同步阻断,不存在两药暴露不同步的问题。
② 协同结合,选择性更好。 部分双抗通过调整与抗原的亲和力,能够在只有两个靶点同时存在的组织中才表现出高亲合力(avidity 效应),在仅表达单一靶点的正常组织中则容易解离。这相当于给药物装上了"AND 逻辑门",对双阳性组织中的靶向性更强,减少on-target off tumor毒性的发生,治疗窗更宽。
③ 免疫细胞衔接器(T cell engager, TCE)。 CD3×肿瘤抗原类双抗可以直接把T细胞"拉到"肿瘤细胞旁边,形成免疫突触,这是单抗无法实现的机制。
④ 桥接内源性因子。 Emicizumab(FIXa×FX)模拟凝血因子Ⅷ的功能,把两个本不直接结合的蛋白"焊接"到一起,替代缺失的天然辅因子。单抗只能"阻断",双抗还可以"搭建"。
⑤ 联合疗法的"一体化交付"。 两药联用意味着两条CMC产线、两项临床试验、一套药物相互作用研究、两份说明书,以及患者双重的用药依从性负担;双抗则将其压缩为一个分子、一次开发、一份上市申请,对企业和患者都是数量级的简化。
⑥ 更大的克服耐药空间。 肿瘤逃逸的常见机制是靶点丢失(antigen loss)。两个靶点同时丢失的概率显著低于单靶点,HER2双表位、EGFR×c-Met等设计天然带有"防逃逸"属性。
双抗的三大典型作用机制归纳见图 1。

图1 双特异性抗体的三大典型作用机制
2 双特异性抗体的结构分类 双抗的结构格式目前已有上百种,但总体可归为两大类:片段型结构(fragment-based structures)与IgG样结构(IgG-like structures)。两类结构在药理活性、表达稳定性和药代动力学特性方面差异显著,是理解双抗PK行为的第一步[3]。 1. 片段型结构BsAb 片段型结构通过分子设计将多个抗原结合单元组装在没有Fc段的分子上(如 BiTE、DART、纳米抗体衍生的多价片段等)。这类结构避免了轻重链错配问题,分子量小、肿瘤渗透性好、免疫原性相对较低;由于缺乏Fc段,不具备也同时缺失了 Fc介导的效应功能(ADCC、ADCP、CDC),减少细胞因子风暴(CRS)等毒性反应发生的风险,但同时也缺失了FcRn介导的循环回收效应,因此清除速度快、半衰期较短(可仅有数小时),通常需要频繁给药。如前文提到目前仍在售的首个获批双抗Blinatumomab,即属于此类结构,临床应用时需要28天连续静脉输注。 2. IgG 样结构BsAb 在早期片段性结构BsAb成功开发的基础上,目前的双抗药物开发大多倾向于IgG样结构,保留了天然抗体分子的Fc段,具有与IgG相近的稳定性和Fc介导的效应功能。这类双抗通过Fc段与受体FcRn结合而获得循环回收,半衰期相对更长,在给药频次方面更具优势,更适合需要长期维持治疗的适应症。对于容易发生CRS的TCE类药物,常使用沉默的Fc段,即仅保留其与受体FcRn结合功能,获得长半衰期。 总体而言,结构格式的选择决定了分子大小、清除速率、半衰期与免疫原性,进而直接影响给药途径与给药方案的设计。 3 双抗的药代动力学研究 与单抗相比,双抗的PK特征更为复杂,其复杂性贯穿于非临床种属选择、试验设计、生物分析与免疫原性评价的各个环节。 1. 非临床动物种属选择 抗体类药物的临床前动物种属选择通常依据药效学实验确定,即通过体外实验测定药物与靶点的亲和力或体外活性,选定相关动物种属。对双抗而言,若需要找到与两个靶点均有较高亲和力的相关动物种属,这为临床前动物种属选择带来了额外挑战[4]-[5]。 2. 非临床PK试验内容 双抗的非临床药代研究内容通常包括[4]: 单次给药PK:设3~4个剂量组,表征暴露量随剂量的线性/非线性特征及半衰期(t1/2); 重复给药PK:一般整合到重复给药毒性试验中,以毒代动力学(TK)形式开展; 分布:与单抗类似,由于分子量较大,一般认为双抗主要分布于循环系统,通常不单独开展分布研究;若为局部给药或片段型双抗等,通常会开展组织分布研究考察靶组织滞留与全身暴露。 消除:抗体药物降解产物一般是小肽与氨基酸,可被体内重新利用,通常不开展代谢与排泄的专项研究。 3. PK 生物分析要点 (1)背景与方法设计挑战 药物的药代动力学评价是通过测定血液循环中不同分子形式药物的浓度来实现的,因此,可靠、稳健且可重复的PK生物分析方法对双抗的PK评价至关重要[6]。双抗作为一类具有双功能结合活性的抗体药物,具有多个结合位点和复杂的作用机制,在体内可存在多种分子形式,主要包括完整游离型(free)、部分结合型(partial bound)和完整结合型(total bound),且活性形式与非活性形式在生物基质中共存。FDA对于双抗药物开发的指导原则中,在临床药理学研究部分明确指出:双抗在生物基质中可能以具有生物活性形式(例如未结合且能够结合配体)与无生物活性形式(例如已结合且无法结合配体)的混合物形式存在。应考虑确定对药代动力学/药效学评估最具相关性的双特异性抗体形式,并开发经过验证的检测方法以相应地测定该特定形式。这为生物分析方法的设计带来了挑战:方法设计时需综合考虑药物结构特点、靶点情况、作用机制及其特征、体内各分子形式的稳定性、技术可行性以及监管要求[6]-[7]。 (2)检测策略 由于双抗在体内存在多种形式,检测策略制定时需将活性与非活性形式一并纳入考虑,可能需要建立不同的生物分析方法以满足不同分子形式的检测需求,可能包括free、total bound及partial bound;具体策略应按"case by case"原则科学制定,例如,以free形式作为临床药代动力学研究目标,但同时建立分析方法检测发生ADA的试验参与者的生物样品,用以明确影响等。对于非临床研究,一般而言认为,free型药物浓度对PK评价更具意义,total型药物浓度对毒代动力学(TK)评价更具意义,而bound型药物浓度则与药效更为相关[6]。 (3)检测平台与分析模式 在检测平台选择上,配体结合试验(ligand binding assay, LBA)、LC-MS/MS、LC-HRMS和流式细胞术仍是广泛使用的生物分析工具。目前多采用LBA平台上的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进行检测,因其兼具高通量与高灵敏度的优势,但方法性能亦取决于所选试剂的亲和力大小[8]。 一般情况下,双抗的PK定量可包括三类测定方法[7]: 1个双功能方法(dual-functional assay):需同时识别两个活性结合域,通常以两个靶点蛋白或抗独特型抗体分别作为捕获试剂和检测试剂组合进行检测; 2个单功能方法(mono-functional assay):分别检测两个结合域之一,通常以其中一个靶点蛋白作为捕获试剂、以抗人IgG作为检测试剂。 考虑到双抗作用机制和结构的复杂多变,传统的桥联式分析可能无法提供足够的灵敏度和药物耐受性,此时可选择更多的分析格式和策略;除format设计外,还可采用特殊前处理方式(如酸化处理)打破bound型药物分子与靶点/ADA 之间的连接,从而更灵活地实现total型药物的检测[7]。 (4)方法开发的关键考量 试剂兼容性与空间位阻:若双抗同时靶向可溶性分子和细胞结合分子(细胞表面受体)以发挥预期药理学活性,则药物与生物分析试剂在检测环境中可能发生不同的相互作用,开发中应验证捕获-检测试剂对儿的兼容性,避免潜在的空间位阻效应; 生物转化与稳定性:与传统单抗相比,双抗更易发生生物转化或体内不稳定,而生物转化可能影响分子活性及其检测的可靠性,因此需评估基质中双抗各形态的稳定性; 方法特异性:双抗在体内的多样性和结构复杂性可能诱导机体产生更为复杂的免疫原性,分析方法需充分考虑各功能域的特征,以及生物转化或ADA对每个功能域的潜在干扰[7]。 (5)非临床检测策略的简化 非临床前健康动物体内靶点丰度较低,通常采用单一方法即可满足检测需求。从已上市双抗的公开信息看,绝大多数产品在临床前(动物 PK/TK)阶段仅设置一个检测项,即总抗(total)或完整分子(intact)检测。 4.免疫原性及生物分析 双抗结构为人工重构、非天然IgG,存在新的表位,免疫原性风险高于传统单抗。中高滴度、持续性抗药抗体(anti-drug antibody, ADA)可能导致药物暴露下降、药效(PD)信号丢失,因此不同阶段的研究均需关注ADA的产生:临床前研究阶段,ADA分析可辅助PK/TK数据的解读;临床研究阶段,则需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完善ADA或中和抗体(neutralizing antibody, NAb)的分析[9]-[10]。 (1)非中和型ADA:不直接阻断药效,但显著干扰PK 加速药物清除、缩短半衰期,谷浓度显著下降; 导致个体间暴露差异增大,剂量-效应关系紊乱; 是双抗"三套 PK"(total/free-X/intact)曲线分离的重要诱因之一。 (2)中和型 ADA(NAb):直接中和药物的药理活性 阻断单臂或双臂的靶点结合能力; 破坏双抗的协同作用机制,直接导致药效失效; 高滴度NAb还可能引发超敏反应、输注反应等免疫相关不良反应。 (3)ADA分析逻辑 分层评价:筛查阳性 → 确证阳性 → 滴度定量 → 中和活性 → 表位定位; 联动PK/PD:判断暴露下降是否由ADA导致; 关联安全性:重点关注高滴度、早发ADA与不良反应的关联; 对比基线预存抗体:排除本底干扰,区分治疗诱导产生的ADA[10]。 4 结语 双抗以“一个分子、两个靶点”重构了抗体的作用方式,也把药代研究推向了更高的复杂度:结构格式决定基础的PK行为,体内多种分子形式的存在有时要求生物分析"多套并行",免疫原性则是贯穿始终的变量。VipPay钱包官网医药具有完善的药代动力学及生物分析平台,同时具有多平台PD biomarker及免疫毒相关细胞因子等检测能力,为企业提供从早期分子到IND、NDA的全流程服务,助力双抗项目高效推进。 参考文献 1.K?hler G, Milstein C. Continuous cultures of fused cells secreting antibody of predefined specificity. Nature, 1975, 256(5517): 495-497. 2.Nisonoff A, Rivers MM. Recombination of a mixture of univalent antibody fragments of different specificity. Arch Biochem Biophys, 1961, 93(2): 460-462. 3.Labrijn AF, Janmaat ML, Reichert JM, et al. Bispecific antibodies: a mechanistic review of the clinic. Nat Rev Drug Discov, 2019, 18(8): 585-608. 4.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 双特异性抗体抗肿瘤药物临床研发技术指导原则. 2022. 5.Carter T, et al. Bispecific antibody PK considerations. Cancer J, 2020. 6.Zuch de Zafra FJ, et al. Strategic considerations for the discovery and validation of TAb and free drug assays for bispecific antibodies. Bioanalysis, 2023. 7.Strategies for bioanalytical method development of bispecific antibodies. Bioanalysis, 2023, 15(2): 75-92. 8.Ligand binding assay (LBA) modernization for bispecific antibodies. Workshop report, 2023. 9.Pharmacokinetic and pharmacodynamic considerations for bispecific antibodies in oncology. Clin Pharmacol Ther, 2023, 114(3): 530-543. 10.FDA. Guidance for Industry: Immunogenicity Assessment for Therapeutic Protein Products. 2014. 11.Phase 1, ?rst-in-human study of TYRP1-TCB (RO7293583), a novel TYRP1-targeting CD3 T-cell engager, in metastatic melanoma: active drug monitoring to assess the impact of immune response on drug exposure. Front. Oncol. 2024, 14: 1-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