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DC药物(包括抗体偶联药物ADC、多肽偶联药物PDC等)代表了靶向治疗的重要发展方向。这类药物的基本设计理念是:通过连接子将高细胞毒性的Payload与靶向配体(抗体或多肽)偶联,实现精准递送,最终杀伤肿瘤细胞。 目前,NDC药物的研发呈现出多元化格局。ADC领域已经较为成熟,截至目前已有超过15款ADC药物获得FDA批准上市,涵盖HER2、Trop-2、CD79b等多个靶点,广泛应用于乳腺癌、淋巴瘤、尿路上皮癌等多种恶性肿瘤的治疗。PDC作为新兴方向,近年来也取得了重要进展,已有Pepaxto(melflufen)等药物进入临床并获加速批准,虽然后续因临床研究失败而撤市,但PDC凭借其分子量小、肿瘤穿透力强、合成成本低等优势,仍被视为下一代靶向治疗的有力候选者。 与ADC不同,PDC的分子量更小(通常2-10 kDa),作用机制更加灵活多样:可以通过受体介导的内吞进入细胞,在溶酶体或胞浆中释放Payload;可以利用细胞穿透肽直接跨膜入胞,不依赖受体识别;可以在肿瘤微环境(低pH、高GSH、特异性酶)中释放Payload,Payload再进入细胞发挥作用;或者作为整体复合物直接发挥药效(如Lutathera);甚至可以靶向膜表面受体,在不进入细胞、不释放Payload的情况下直接调节生物学功能(如Bicycle Therapeutics的双环肽PDC—BT7480)。机制上的灵活性意味着其ADME特性更加复杂多变,对DMPK研究提出了更高要求。 然而,在NDC药物的研发实践中,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反复出现:连接子设计精妙,药效结果却不及预期;考察体内过程时发现,药物在血浆中稳定性良好,却难以在靶点部位有效积累;深入追踪代谢命运时更观察到,母药快速消失,游离Payload却寥寥无几。 这些困境的背后,折射出一个共性问题:我们只知道药物进入了体内,却不知道它去了哪里、变成了什么、为何没能发挥作用。常规的母药定量和总Payload测定,无法回答这些问题。而代谢产物鉴定(MetID),正是照亮这段黑暗旅程的那盏探照灯。 通过系统追踪NDC分子在体内的代谢足迹,MetID能够直接鉴定那些被常规检测忽略的关键代谢物,为理解药效、指导优化提供不可替代的证据。本文结合近年来的研究案例,梳理代谢产物鉴定在NDC药物研究中的多重价值。
1 揭示Payload释放后的真实形式:发现“活性丧失”的根源 连接子断裂只是第一步,释放后的Payload以什么形式存在,直接决定了其能否发挥药效。有时,研究者虽然观察到药效不及预期,但常规检测只能测量总Payload浓度,无法区分Payload是以游离活性形式存在,还是以其他形式被禁锢或失活。而MetID能够直接鉴定释放产物的化学结构,揭示那些隐藏在药效数据背后的关键代谢物。 案例:c(RGDfC)-SS-DOX为何药效不佳? Liang等构建的RGD靶向PDC体系中,研究者采用三种不同连接子将环状RGD肽(c(RGDfC))与DOX偶联[1]: c(RGDfC)-SS-DOX:可还原二硫键连接子 c(RGDfC)-S-DOX:不可切割的单硫键连接子 c(RGDfC)-VC-DOX:组织蛋白酶B可切割的缬氨酸-瓜氨酸二肽连接子 核心发现: 体外细胞毒性试验结果显示:c(RGDfC)-S-DOX和c(RGDfC)-VC-DOX的药效是c(RGDfC)-SS-DOX和游离DOX的1.4-2.0倍[1] 通过共聚焦激光扫描显微镜(CLSM)等分析手段,研究者发现c(RGDfC)-SS-DOX在细胞内环境中会产生含巯基的DOX衍生物(DOX-SH),而其他连接子则释放游离DOX[1] 这个案例说明了什么?二硫键连接子设计本意是在细胞内高GSH环境中快速释放Payload,但实际释放出的却是DOX-SH这种异常形式的Payload。虽然“释放”发生了,但“释放的形式不对”,导致药效不升反降。这一发现揭示了PDC研究中一个关键问题:Payload释放后的化学形式,与释放本身同等重要。 MetID的价值:该研究通过CLSM等手段观察到了DOX-SH的存在,并基于此解释了不同连接子药效差异的原因。这一发现恰恰说明了在NDC研发中,识别Payload释放后的真实化学形式至关重要。而在药物研发实践中,代谢产物鉴定(MetID)是发现和确证药物相关产物最有力、最直接的手段。当我们在自己的NDC项目中遭遇“释放率不低、药效却不高”的困境时,MetID就是追问“释放出来的究竟是什么”的核心工具——它能够系统性地发现那些可能被常规检测忽略的异常代谢物,为理解药效提供确凿的分子层面证据。 2 描绘完整的代谢足迹:发现“中途下车者” NDC分子在体内的命运,远比“连接子断裂释放Payload”这个简单模型复杂得多。通过系统追踪药物在血浆、尿液、胆汁、粪便中的所有代谢产物,MetID能够描绘完整的代谢足迹,发现那些从未到达靶点的“中途下车者”。 案例:LN005的11个代谢物 LN005是一款由靶向多肽VAP与阿霉素(DOX)通过pH敏感连接子偶联而成的PDC候选物,靶向肿瘤内质网高表达的GRP78蛋白。 研究者采用UHPLC-HRMS技术,对大鼠静脉注射LN005后的血浆、尿液、粪便和胆汁样本进行了系统代谢物鉴定。这是首次对PDC药物LN005在大鼠体内的代谢产物进行系统研究,共发现11个可能的代谢物[2]。 图1. LN005大鼠静脉注射18 mg/kg的代谢图谱[2] 研究还发现,LN005的代谢与DOX密切相关,主要代谢途径包括:氧化脱氨或水解、还原性糖苷键裂解、水解性糖苷键裂解和脱氢反应[2]。 MetID的价值:如果没有MetID,研究者只会看到“血浆中母药浓度下降”的数据,却无法知道这些母药究竟去了哪里——是被靶组织摄取并成功释放Payload,还是在循环或肝脏中被提前代谢清除?LN005的研究通过系统代谢物鉴定,直接揭示了药物在血液氧化代谢、肝脏摄取和胆汁排泄等多条“中途下车”路径。 3 解析ADC的复杂代谢产物:发现“含Payload代谢物(PCCs)”的全貌 ADC药物的代谢产物鉴定面临独特挑战:含Payload代谢物(Payload-Containing Catabolites, PCCs)浓度低、结构未知、分子量范围宽。MetID技术的进步正在突破这些瓶颈,为ADC的Payload设计和临床前评价提供关键支持。 案例:T-DM1的含Payload代谢物研究 T-DM1(ado-trastuzumab emtansine)是一款经典的以DM1为Payload、以不可裂解连接子(MCC)构建的ADC。蔡婷婷等研究者开发了一种基于LC-HRMS的通用方法,用于系统鉴定不可裂解ADC的体外PCCs[4]。 研究设计: 将T-DM1和另一款ADC-1分别与人肝脏溶酶体、肝脏S9组分及肿瘤细胞共孵育 采用高分辨质谱结合两种数据挖掘工具:非靶向背景扣除(PATBS)和靶向产物离子过滤(PIF) 系统鉴定所有含Payload的代谢产物 核心发现: 在T-DM1的人肝脏溶酶体孵育体系中,共检测并结构表征了多种PCCs 这些PCCs的大多数由MCC-DM1与几个氨基酸组成——即连接子-MCC与Payload DM1形成的缀合物上,连接着不同数量的氨基酸残基 ADC-1在多个物种(人、大鼠、猴)肝脏S9及肿瘤细胞中,生成1个主要PCC和3个次要PCC,验证了Payload设计的合理性 MetID的价值:该研究系统揭示了不可裂解ADC在溶酶体中的代谢命运——抗体部分被逐步降解,留下“连接子-Payload-氨基酸残基”形式的PCCs。这些PCCs本身可能具有药理活性,其生成和积累直接影响ADC的药效和毒性。如果没有MetID,研究者将无法发现这些PCCs的存在,也无法理解不可裂解ADC的活化机制。这一案例充分展示了MetID在支持ADC早期研发、指导Payload设计中的关键作用。 4 建立种属桥接,预判临床风险 NDC药物的临床前研究依赖于动物模型,但不同物种之间的代谢差异可能导致临床转化失败。MetID可以在临床前阶段建立“代谢的种属相关性”,为首次人体试验的风险评估提供关键依据。 案例1:ADC-1的种属比较 在上述ADC研究中,研究者同时考察了ADC-1在不同物种肝脏S9中的代谢谱[4]。 核心发现: ADC-1在人、大鼠、猴的肝脏S9孵育中均生成相同的1个主要PCC和3个次要PCC 代谢谱在三个物种之间高度一致 MetID的价值: 动物模型的可靠性:如果在动物模型中观察到ADC的代谢行为,且代谢谱与人相似,那么动物模型的结果对于预测人体代谢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Payload设计的验证:跨物种代谢谱的一致性,验证了该Payload设计在不同物种中具有相似的代谢命运 临床风险的早期预警:在临床前阶段就能了解ADC分子在不同物种中的代谢特征,为后续研究设计提供依据 案例2:LN005的种属比较 PDC同样适用这一思路。LN005的体外研究采用不同物种的肝脏S9组分孵育,发现了4个主要代谢物,主要代谢途径为氧化脱氨或水解。更重要的是,代谢谱在小鼠、大鼠、犬、猴和人之间高度相似[3]。 MetID的价值: 代谢途径的可预测性:氧化脱氨和水解是跨物种保守的代谢通路,应作为NDC设计的重点关注对象 临床转化的信心:跨物种代谢谱一致,为后续临床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 5 指导结构优化的“靶点地图” MetID不仅能够解释代谢途径,更能指导结构优化。通过明确主要代谢途径和代谢脆弱位点,MetID为化学家提供了优化的精准方向。 来自PDC的启示:LN005的主要代谢途径 LN005的研究明确指出了主要代谢途径——“氧化脱氨或水解”[2,3]。这些位点正是结构优化的靶点: 在易氧化位点引入空间位阻 用非天然氨基酸替代敏感残基 来自ADC的启示:T-DM1的PCCs结构特征 T-DM1的PCCs结构表征揭示了一个关键特征:PCCs由MCC-DM1与不同数量的氨基酸残基组成[4]。这提示: 不可裂解ADC的活性形式可能不是游离Payload,而是“连接子-Payload-氨基酸”缀合物 在设计不可裂解ADC时,需要关注这种缀合物的活性和透膜能力 避免产生含巯基的Payload(如DOX-SH案例所示) 没有MetID提供的代谢途径信息,结构优化只能是盲目的“试错”。 6 结语:让每一个NDC的“体内足迹”都清晰可见 从c(RGDfC)-SS-DOX研究中通过CLSM等手段发现的含巯基DOX衍生物[1],到LN005研究中通过UHPLC-HRMS直接鉴定的11个代谢物[2,3],再到T-DM1研究中系统发现的多种含Payload代谢物[4],这些案例共同指向一个核心结论: NDC在体内的命运,远比“连接子断裂释放Payload”这个简单模型复杂得多。常规检测只问“母药还剩多少”“总Payload有多少”,但MetID能追问“释放出的Payload是什么形式”“药物整体去了哪里”“变成了什么”。 当研究者发现二硫键连接子释放出的不是游离DOX而是DOX-SH时[1],当研究团队在LN005的粪便中发现超过一半的LN005相关物质以水解产物形式存在时[2],当研究者系统鉴定出T-DM1的多种PCCs并揭示其由MCC-DM1与氨基酸残基组成时[4],这些发现都指向同一个事实:NDC在体内可能生成多种Payload之外的分子,而这些“隐藏”的代谢物是理解药物体内过程的关键。 这正是代谢产物鉴定在NDC研发中的核心价值:作为发现和确证药物相关产物最有力的手段,它让研究者能够系统性地揭示那些被常规检测忽略的代谢物,为理解药物的体内命运提供分子层面的证据。 科学的DMPK策略,是“因时制宜”的精准设计 在NDC药物研发的长周期中,DMPK研究不应是僵化的“标准操作”,而应是基于科学认知的“动态适配”。在早期筛选阶段,应聚焦Payload本身的属性,合理看待母药数据的局限性——这是基于机制认知的理性选择;在PCC确认阶段,则需要攻坚克难、建立可靠的MetID方法,这是对药物研发负责的必经之路。而贯穿始终的MetID策略,正是连接这些阶段的桥梁——它让研究者能够全面追踪药物的代谢足迹,发现那些影响药效的“隐藏变量”,为理解每一个分子的体内过程提供关键证据。 VipPay钱包官网医药DMPK部门深耕偶联药物领域多年,在PDC、ADC等NDC新型药物的体外ADME研究、体内PK研究及复杂样品分析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我们不仅提供标准化的DMPK服务,更致力于与申办方一同探讨基于项目阶段、分子特性的科学定制化研究策略,将MetID等先进工具融入研发全流程。让我们携手,以更智慧的DMPK策略,助力NDC药物研发之路行稳致远。 参考文献 [1] Liang Y, Li S, Wang X, et al.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antitumor efficacy of peptide-doxorubicin conjugates with different linkers. Journal of Controlled Release. 2018;275:129-141. [2] Wang W, Chen C, Luo J, et al. Metabolism investigation of the peptide-drug conjugate LN005 in rats using UHPLC-HRMS. Journal of Pharmaceutical and Biomedical Analysis. 2024;238:115860. [3] Yuan Y, Wang W, Luo J, et al. Metabolite characterisation of the peptide-drug conjugate LN005 in liver S9s by UHPLC-Orbitrap-HRMS. Xenobiotica. 2024;54(1):1-9. [4] Cai T, Shi L, Guo H, et al. Detec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In Vitro Payload-Containing Catabolites of Noncleavable Antibody-Drug Conjugates by High-Resolution Mass Spectrometry and Multiple Data Mining Tools. Drug Metabolism and Disposition. 2023;51(5):591-598.

